有关人民币升值的利弊，我想借用朱镕基总理在加入WTO问题上的一句话：中国应该加入WTO，但加入后要通过我们的努力才能实现利大于弊。人民币汇率一直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关键议题，当世界经济还在衰退中艰难爬行，中国经济却不仅实现了内部的稳定增长，还出现了出口的回暖，这一议题变得更加敏感了。一方面，美国国内中选年的政治压力以及高失业率都要求政府找到一个可以责备的舆论主体。中国不断增长的对美贸易顺差以及巨额的外汇储备使中国成为了美国舆论批评的焦点，将问题集中到贸易不平衡上，将人民币汇率低估作为核心问题，很具有口号式的号召力。人民币低估形成了不公平的贸易竞争力，从而导致美国进口了过多的东西，出现了贸易不均衡，最后全球性的不平衡集中爆发导致了危机。依据这个推理，人民币升值使中国对国际社会应尽的义务，也是所有问题解决的症结。于是美国国内的经济问题就变成了一个由中国引起的问题，国内的努力就变成了对中国的政治施压。其实这种政治压力不仅存在于美国，也存在于其他一些存在对中国贸易逆差的国家。

针对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温家宝总理明确指出，人民币的升值问题只会取决于中国国内的经济情况，而不会受国际舆论的左右。总理的讲话立场坚决，但是方向模糊，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决策困境。不同于97年亚洲金融危机，当时的危机发生在与中国经济结构类似的亚洲经济体，各国货币争相贬值以维持出口导向的路径畅通，而中国宣布货币不贬值为其他亚洲国家提供了喘息的机会，同时将改革引向国内，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性改革打开了90年代的发展瓶颈，为02年以后的新一轮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的不贬值政策对当时的时局形成了稳定因素，避免了危机的进一步传播。但这一次的经济危机主要发生在贸易赤字的发达国家，并在危机初期就显现出对中国出口的极大负面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不得不暂时放缓人民币升值的既定政策，避免危机中形成更多的不确定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国际上对于升值的舆论压力只能是国内人民币升值决定的更大的政治阻力。

为了便于表述，我们从两个假设条件分别来讨论一下这个纠结的人民币汇率问题。

首先，我们服从于短期现实，不对当前政治经济条件进行改造，仅改变汇率一个变量。人民币贬值应该说不是一个好主意：首先，对出口的促进左右有限，虽然在舆论上可以抚慰国内出口企业，但在当前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高失业率和包括房屋在内的各种家庭资产大幅度缩水的情况下，对中国的出口需求不是一个单纯的价格问题，因此汇率的帮助不大。其次，国内从去年开始的大规模的国内基础建设需要大量的原材料进口，人民币贬值显然不利于进口。再次，人民币贬值还会导致更多货币对冲导致的货币供给，削弱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独立性。那么如外界希望的那样升值人民币除了赢得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名声外，还会带来哪些后果呢？首先，对国内出口行业的打击会更大，有限的出口市场进一步转移到其他亚洲出口国。其次，人民币升值在当前外部经济疲软的环境下会吸引更多的资金流入，并形成进一步升值的压力，都成人民币升值的自动循环过程，不利于发现合理的均衡汇率。再次，当前国内货币流动性充足，短期内已经构成了资本价格的上涨，如果人民币升值，会导致国内资本向国外投资机会的转移，构成更大的不确定波动。如果在当前情况下继续人民币的升值，可能最终导致人民币的高估，这个过程及可能在国际资本流动的推动下构成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波动，甚至会中断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

那么当前人民币汇率稳定的挂钩美元似乎是一个合理的选择了？必须说，在环境部确定时，是的！宣布稳定在不确定盛行的危机期间起到了稳定器的作用。危机期间的一个表现就是市场自身的价格发现机制出现问题，因此在危机阶段用人为定价代替市场定价具有合理性。但这种政策是不可持续的。一方面国际的诉求在舆论上无法实现的时候，自然会转到其他方式，例如贸易制裁等，最终也会破坏经济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长期维持人民币的挂钩美元也不符合中国经济实力增长的要求。国家财富的增加最终不应该体现在数字化的外汇储备增长上，而应该具体的体现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上，合理的汇率可以帮助人们更合理的平衡出口和消费的比例，有助于促进国民消费。

现在我们换一个假设，如果我们在决定汇率政策之前或者同时有一点点地时间和空间可以对其他条件作出一些调整，那么我们的推理过程应该有不同。首先要明确我们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提高国民福利，让国民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那么，我们通过出口积累的外汇储备最终应该变成有效的国际购买力，通过购买国内需要的商品、技术和服务，最终满足国内需求。人民币升值可以使中国人相对于国际市场变得更加更加富有，有助于提高消费，让大家分享到改革开放的成果。同时，也可以打破“美国人借中国人的钱，购买中国商品，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增长模式，形成国内最终消费为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因此，人民币升值符合中国的长期利益是少有争议的。

但短期如何走向长期呢？97年的政策其实已经给我们很好的例子，在外部环境出现问题、当前发展模式出现困局的时候，打破当前的制度约束，为下一波发展扫清障碍才是重点。人民币升值的优势必须在我们的经济中内需为主导、消费为主流的情况下才能享受到。那么两年的币值稳定是否可以换取一次制度改革的机会呢？总理说的国内形势决定，我理解就是指这项改革完成的情况。如果没有一系列制度的变化，我们当前面临的汇率困局难有突破的可能。

至于什么制度应该变？有人说是土地制度，有人说是户籍制度，也有人说是收入分配制度。其实说到底都是为了一个核心——更公平、更大比例地保护公民的财产、更多地享受社会公共资源，以及可预期的收入增长——从而推动最终消费，改变经济增长模式，也可以说是国家财富的重新分配，将国家财富分配到每个个体手中。因此，人民币汇率在短期的稳定挂钩之后，一定会升值，但制度上的一系列变化才能确保我们享受到应有的升值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