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势汹汹的金融危机下，我国政府果断地实行了4万亿的财政刺激计划并用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之提供坚实的金融保障。一系列举措确保了中国经济的快速企稳，不失为危机下快速反应的典范。但中国有句古话，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当我们专注于眼前困难并不惜一切代价应对的时候，我们已经埋下了新困局的种子。

随着经济的企稳，市场对于下一步政策的走向出现了困惑，而政策制定者本身也如走钢丝绳般左右为难，似乎不管政策往哪里走都是理由，却又都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从上篇文章开始，我一直在想，难道我们只能为决策者的智慧祈祷，希望中国的，甚至是全世界的政策决策者们都能够在正确的时点作出方向正确的决策，让经济在较小的波动中复苏。在过去的一个多月里，我们已经看到这种祈祷是多么的不可靠。

财政与货币政策的有限组合是不可能同时发出两个方向上截然不同的政策导向的。当央行提出了货币政策微调、银监会一个又一个谨慎监管的政策不断出台时，国务院政策不变的声明或许可以看作是政策调整的保险，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表现出来对货币环境的调整不能承受时，政策会应声而变。于是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政策与市场的博弈模式：半年的宽松货币环境带来了信贷的高速增长，并直接导致了房地产和股市的繁荣，同时经济指标也进一步证实了经济的回暖；于是，央行、银监会出于各自的考量开始逐步收紧货币和信贷，而在后危机时代严重依托政策的市场对政策十分敏感，同时希望早于政策行动的冲动往往带来决策者不希望的市场大幅波动。于是国务院不得不一次次的重申政策不变，同时各政府部门也会回调各自的政策、降低执行的力度。然后，我们又看到市场的应声而起。在这场猜测中，市场的波动被人为的放大了，经济复苏也将面临不确定性。这个怪圈似乎很难打破，政策的困局也由此产生。从七月底到最近两天的股市与政策互动，似乎我们已经在这种困局中越陷越深，破解困局的要求越来越迫切。

说我能提出破解之道，有些邪乎，我自然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只是从观察中发现了一些线索，并从中受到了启发。我想解决之道并不在货币政策，而是需要通过改善投资环境来扩大经济增长点。这不是一个容易表述的题目，我们必须将其分解成几个方面来说明。

货币政策作为经济危机袭来之后最有效的政策已经在中国经济迅速企稳上发挥了显著作用，但继续使用的效率已经开始减弱，同时政策的负面效应也开始逐渐显现，货币政策开始寻求逐步退出的可能路径。但是，在全球经济还不能确认复苏，而中国经济复苏也还相当依赖政策的当前情况下，任何的货币政策调整都会带来较大的经济预期的波动。其实，如果我们可以找到办法对冲货币政策调整带来的影响，又或者我们有渠道使得宽松货币政策释放出来的流动性被实体经济吸收，而不直接导致资产价格的陡然上涨，那么货币政策困局也就不解自消了。有没有这样的好事呢？在我看来是有的。自从我国的出口在金融危机中受阻以来，我们常常放在嘴边的话就是创造国内需求。什么是国内需求？我们的需求需要创造吗？对于那些原本用于出口的产品而言，我们也许需要“创造需求”来消化。但抛开这些限制我们视线的条框，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巨大的未满足的需求。简单的说，如果我们听到有人说什么“难”，那就是什么需求没有获得充分的满足。如果我们能够有效的满足这些需求，我们的经济是可以获得增长的，而且是一种以一种健康的方式。

先回过头来看我们都觉得那些“难”了？从个人的看病难、上学难、买票难、售后服务难，到中小企业贷款难，农村金融服务难。我们似乎都难在了各种服务上。作为世界工厂，我们已经很少为一种商品发愁：20年间我们已经从稀有的固定电话走到了几乎人手一台手机的时代，从令人羡慕的12寸黑白电视走到了高清晰的等离子电视，从没有电脑大踏步的进入了全民网络时代。与此相伴的是我国面临生产能力过剩危机的第二产业以及不能满足需求的第三产业发展。发展服务业才是症结。长期关注医疗改革的周其仁老师已经提出看病难不是难在支付问题，其根本在于我们没有能够提供足够的医疗服务。这个观点适用于绝大多数的服务难，和当年短缺经济中，商品需要配给一样的，当我们提供的服务不足时，大家就有了“难”的感觉，同时这些服务的价格也就理所当然的居高不下，而服务质量也就无从谈起了。

到这里，问题又出现了：我们有充足的货币，又有巨大的需求，为什么没有推动供给的增加呢？这些需求为什么如顽疾一般难于满足呢？既然不是钱的问题，那就是投资环境的问题。具体地说，是产业政策以及相关规定的问题。拿我熟悉的金融来说，一方面使中小企业和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缺乏，以及派生出来的众多非正规金融形式，另一方面是大银行勉为其难地推进中小企业和农村金融服务。为什么金融就不能放开呢？没做过怎么知道一定会错呢？没经过一次次经济危机，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风险在哪里。1929年金融危机教会了美联储如何运用货币政策；1970年代金融危机教会了世界如何防御通货膨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让亚洲的金融体系得以完善。同样的，在允许中总结问题要好过再不允许中猜测困难。好比银行设立的放开，在我看来主要有以下几个关键：首先，要设立强制参与的存款保险，确保存款人的利益；其次，要加强各种监管指标的严格、真实执行，确保银行风险可控；最后，对于出现问题的银行要允许破产倒闭。（忽然觉得，展开来说需要另起一篇。）还是我一直的观点，我们的监管从管机构走到管市场 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允许足够多的服务提供者在同一市场中竞争，并最大程度的改善供给不足带来的各种“难”。

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个解决之道呢？因为我国的第二产业已经出现了产能过剩，在外部市场难于恢复的今天，由国家主导的对第二产业的大规模投入在长期上不可持续，而我们在政府家电更新计划等政策下刺激产生的需求也是有限的，一次性的。这些都是属于短期政策，都会随货币政策的收紧很快消失。与此同时，我国第二产业提供的就业机会也一直在下降，并在1994年之后就已经少于服务业带来的就业了。根据麦迪森在《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中的计算，1978-2003年，工业与建筑业就业人数的年增长率为2.8%，而服务业就业人数的年增长是6.5%， 大大高于前者。就业是增长参与初次分配程度的一重要度量，更多的人能够在经济增长模式中就业也就意味着更多的人有机会直接参与分享增长带来的收益。此外，更重要的是，鼓励服务业的发展并不需要货币政策的调整，不会加剧货币政策的困局；相反的，当服务业的投资变得可行，将有更多的资本流入那些需求巨大的行业，从而形成真实的投资，分流部分涌入资产市场的资金，带来稳定的经济增长。

“开源”永远是打破困局的第一选择，而“节流”永远只是开源之后的辅助措施。当我们有了货币政策之外的调整途径，允许资金从更多的路径流入实体经济时，货币政策的向左走、向右走也可以更加从容。